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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

浏览量:551 时间:2018-11-06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公开宣示要以马列主义为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的党。理论先行,以理服众,事实上也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内部政治运行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对历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毛泽东是在长征后半期成为中共中央军事工作最高负责人的,但当时的他还没有发表出版过理论性的著述。红军北上陕北后,曾经计划东征山西北上绥远,身为军事负责人,他一度也考虑过对日作战的可能与方法问题。但是,这之后一年多,国共关系、中日关系,包括军事及战场形势一直处在急剧复杂的变化中,对日作战问题反而没有能够提上议事日程。这种情况直至1937年8月下旬抗战全面爆发,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开赴对日作战前线后,才真正开始成为全党关注的重点,甚至形成了相当尖锐的意见分歧和争论。又经过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即到1938年春,国共关系的状况、中日战争的大势,以及战场特点等基本情况都大体上变得清晰了之后,毛泽东对中日战争,特别是对中共及其军队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及战法的看法,才基本固定。也因此,到这一年春夏之交,毛泽东才得以初步形成了他的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并一气完成了《论持久战》一文的写作。

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个过去鲜有人提到的情况。即在1936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陕北之前,由于环境和条件所限,毛泽东几乎没有可能系统阅读马列理论著作。其个人偏好军事指挥,却从未读过专门的军事理论方面的书籍。直到1936年下半年,特别是1937年以后,他才开始有了较充裕的时间,并有条件获得较多的书籍资料,因而开始了一段对各种理论知识和文化知识“恶补”的过程。但是,在1936-1937年间,毛泽东首先把较多时间用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唯物史观著作的学习、理解和研究上。进入1937年冬1938年春,他才转而开始集中精力查找和阅读一些军事理论著述,用以帮助梳理和构建自己的抗日军事战略思想。也正是由于这一时间的过程过于短促,我们今天所看到的1938年5月和7月毛泽东署名的两篇研究抗日战争军事问题的长论文,前一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还是集体著述的成果,后一篇《论持久战》才基本上是毛泽东自己独立撰写完成的。

本文试图用尽可能简要的方式,梳理并说明在当时急剧变动的政治军事大背景下,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所阐述的战略思想具体是如何形成的,和他为什么必欲撰写这样一篇较具理论性的军事论文。

《论持久战》

西安事变前毛泽东在对日军事问题上的应对

1937年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毛泽东曾两度花时间就中共未来军事战略问题进行过思考和研究。最初是在1935年底,当时中央红军初到陕北,准备东征山西,然后北上绥远,以便打通苏联,接取援助。注意到此举不可避免地会让日本感受到威胁,以至出兵干涉,中共中央曾专门就此有过研究和讨论。中共党政军领导人都很清楚,北上之后,要同时面对南京国民党和日本两大敌人,总共不过1万人的红军主力所面临的困难和危险甚至可能比江西时期或长征中更大,因此,对日作战非抱定“持久战”的思想不可。在1935年12月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会议后,毛泽东曾两度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概括而言,他的基本看法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红军目前还只能“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斗(晋绥察方面)”。红军真想要对日作战,至少要花一年的时间“猛烈扩大红军”至20万,同时还要“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因为在他看来,再“猛烈扩大红军”,双方力量对比仍旧是极其悬殊的,故对红军来说,游击战是再重要不过的一种作战形式了。在这种情况下的游击战,就不能简单地视为战术问题,而必须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才行。

1936年春的东征作战未能达成转进绥远的目的,在国民党中央军的压迫下,红军不得不返回陕北,转而西征。因此,计划中的与日军发生冲突的情况并未出现。相反,整个1936年,陕北红军或东征、或西征,都是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故这一年12月,毛泽东首度依据遵义会议决议的思路,在红军大学发表了一个着力于总结此前军事斗争经验教训的演讲,但这篇演讲从题目到内容都没有谈到对日战争的问题。

毛泽东这篇演讲显然想要总结一下“十年血战史的经验”,清理和批判造成苏区军事斗争失败的党内错误观点,以便正确指导红军与国民党军接下来的战争,因此他也力求能站在战略的高度来总结经验。他认为,红军在南方的失败,根本在于当时的领导人不了解中共革命的两大特点,即中国是一个大国,并且是“经历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都极不平衡,因而“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同时,“敌人的强大”和“红军的弱小”,两者之差“真有天壤之别”,这样一种客观现实短时期内没有改变的可能。“影响到红军的战略战术”,一是需要清醒地知道,红军不能很快发展,更不能很快战胜敌人,战略上必须坚持持久战的方针;二是人民的条件,尤其是武装起来的人民和人民的游击战争,对于红军和苏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离开了人民的武装和人民的游击战争,红军就没有打破敌人围攻的可能,苏区也不可能存在下去。

由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发生,国共关系随后出现了重大转变,毛泽东这篇着重于总结对国民党作战经验教训的军事论文实际上没有完成。但从其标题到内容,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937年以前,对日作战的问题还远没有提到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上来。毛这篇文章谈持久战也好,谈游击战争也好,还主要是从阶级革命的角度,而不是从民族战争的角度出发的。也因此,许多后来出现在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中的看法、观点和思想,这时也都还不可能出现。

七七事变前后毛泽东在军事策略问题上的焦虑

进入1937年,即国共两党开始正式谈判苏区和红军改制改编问题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些方面去了,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再具体讨论研究过对日军事战略方针问题。也由于红军改编问题的谈判首先关系到红军能否完整地保留下来的问题,因此,当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毛泽东马上指示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叶剑英等,“向蒋交涉红军调赴河北应战”的可能。他还特别说明,中共中央已经做好了派出4000兵力赶赴华北参战,和主力一个月后出发的准备。

一周后,平津地区中日军队仍在僵持中,得知南京政府有意派红军担任平绥线防卫的消息后,毛泽东当即下令红军主力各部“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他并且要这时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叶剑英转告蒋介石,称中共方面“同意担任平绥防线,唯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特长在于(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

从毛泽东这时的回应可以看出,由于双方自1月以来交涉谈判已超过半年,中共党、政府和军队的合法性始终没有确定下来,他虽然深知红军所长不在阵地防守作战,考虑到先要取得红军的合法地位,故还是不能不再三宣示和表态,愿意担任一线之防卫。

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中日在平津开战的7月28日。由于无法及时得到前线的消息,毛泽东当天在答复国民党方面关于红军改编出动问题的询问时,他的回答还是比较积极的。其电称:(1)红军主力三个师将于8月15日编好,20日全部出动;(2)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3)拟担任绥远方面一线防卫。

不过,三天之后,随着平津前线危急,宋哲元部损失惨重的消息传来,毛泽东的态度就明显变化了。他于31日紧急指示正在准备东移的部队:“不必开得太快。”

次日,得知北平、天津均已沦陷,毛泽东立即与时任总书记的洛甫联名电告周恩来等,要求他们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红军作战的原则问题。即要求在整个战略方针下,允许红军“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电报甚至提出,目前,“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上述作战原则无疑同前此方针有了重要的改变。第一,排除了以红军担任一线防卫,打阵地战的可能性。第二,它第一次把主力红军同游击战争联系在一起,不仅表明不打阵地战,甚至没有提到过去特别强调的红军的“特长”,即运动战。第三,一反此前提的“集中作战,不得分割”的要求,强调红军必须“分散作战”。第四,明确主张红军在军事行动上要“独立自主”,反对蒋介石在战役战术上“束缚”红军。毛泽东所以会紧急改变此前计划,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要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以适应长期战争和革命的需要。因为,如果平津6万守军如此不经一击,只有三四万人的红军主力全部加入国民党军的正面防御,结果如何也不难想象。因此,为说服周恩来等,毛、洛在电报中还特别告诫说:“须估计战争的长时间性与残酷性,应估计蒋之军阀割据(红军全部开去是蒋之要求),又须估计陕甘是我们唯一可靠后方(蒋在陕甘则尚有十个师,以便把我们全部用去,他则稳占此后方)等等问题。”

对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多数领导人颇难认同。面对平津失守,民情激越,不少国民党人也寄希望于红军出动能一振士气,他们对毛泽东主力缓出,分散游击的主张,明显持有不同意见。

恰在这时,国民党谈判代表换人,提出了十分苛刻的改编条件,这更进一步坐实了毛泽东对国民党可能包藏祸心的疑虑。尽管南京政府8月20日正式下达了红军改编的命令,毛泽东却坚持要求所有在外的党政军领导人,务必赶到陕北“洛川开会”,“慎重讨论”各项重大问题。

8月22日,在外的党政军领导人均齐集陕北洛川冯家村参加会议。会上明显出现意见分歧。毛泽东强调,目前靠国民党片面抗战的方针和办法,是不能战胜日本的。“红军的基本任务:(1)创造根据地;(2)钳制与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队任务);(4)保存与扩大红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要用最大力量争取从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地位”。“我们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总目的是要“争取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欲达此目标,开始时必须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统一战线的条件下为什么必须要“独立自主”?因为我们必须要保持“党的阶级的独立性和警觉性!”——“防人之心不可无,(国共两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故前线指挥必须以我们的指挥为主,以适当形式来解决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一定“不能违背军委方针去迁就国民党的方针”。

尽管毛泽东也强调“独立自主”是相对的,主要是战役战术的,也说明“山地游击战争”原则不排斥“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同时他也放弃了改编后红军先只出动一个师上前线的提议,同意先出动两个师,但是,他的主要观点和主张事实上并未能完全说服与会的多数领导人。

洛川会议旧址

红军参战后毛泽东在“敌后”问题上的态度变化

洛川会议后,改编为八路军的红军主力陆续出动,毛泽东关注的重心很快转移到红军主力出动后的作战区域安排上来了。平绥前线除二十九军退守保定及津浦线外,中央军汤恩伯部从南口防线一路败退,居庸关、张家口均告失守。而这时西安行营和二战区指定给八路军的活动区域是晋东北的几个县,距华北前线尚远。9月3日,毛泽东致电前方军政领导人,认为几个县的活动区域过于狭小,提议争取让国民党方面同意已出动的红军两个师“可以展开于北平、石家庄、太原、大同、张家口之间”,即分布于晋、冀、察三省交界处,跨越一、二两个战区21个县“友军未驻地区”。

但是,仅仅过了十来天,日军就已经推进到晋东北来了。毛泽东发现,“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根本不适用了。”他以中央军委名义重新做出的部署是:一二〇师应准备转至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活动;一二九师在适当时机应进至吕梁山脉活动;一一五师应进至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毛泽东再度提醒前方将领称:“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而上述电报发出不过4天时间,日军就已经迅速推进到平型关了。鉴于阎锡山可能会考虑在沙河、平型关、雁门关一带与日军决战,毛泽东明白电告彭德怀称:“不管(这种)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若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他因此进一步提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红军只有一种拿手好戏,“这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但“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在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为此就要创造根据地以便发动群众。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9月22日,中共合作抗日宣言得以公布,蒋介石亦公开发表谈话,国共合作局面基本得以落实。当天,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亦表示愿意在山西五台山脉与中共和八路军全面合作,决心与日军长期周旋。

受此鼓舞,朱德、彭德怀首度提出了派八路军主力以战术支队的形式,向敌后活动的建议。他们主张,由于日军主力开始由平津大举南进,八路军似应考虑向敌后冀察方向派遣一支战术支队,一面游击作战,一面寻找发展条件。

对此,早在7月14日就向国民党提出“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方”的毛泽东却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赞同晋西北的部队可抽调少数基干人员,在当地“繁殖游击队、义勇军”,“开展游击运动”。但认为原定向恒山山脉及其东西北三方向突击,展开敌后游击战争的计划,眼下条件还不成熟。他回电称,派遣战术支队问题,“要待敌更深入后方,更分散时才能执行”。

毛泽东对自己的担心讲得很坦白:除非是在与国民党军的全面配合下,实施反攻性质的突击作战,否则,在“敌之主力尚未集中于其主要的攻击点,敌之后方尚未十分空虚之时”,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

10月中旬,阎锡山组织的忻口战役打响,八路军一一五、一二九两师亦受命参加作战。毛泽东仍旧判断此一战役难以成功,省城太原失陷不可避免。考虑到那时在晋东北的一一五、一二九和八路军总部都有被截在敌后的危险,因此还在战役进行中他就电示朱、彭:一一五师不可再向北,应移至汾河以西吕梁山脉;一二九师不可再向东,应移至正太路以南地区;一二〇师可坚持晋西北;八路军总部应移至正太路附近,“以便于紧急时能够转移”。惟可留一一五师独立团杨成武部于敌后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这是毛泽东首次正式提议部署一团兵力于敌后。孤悬一团于敌后,纵使游击于山地,缺少战略呼应,能否坚持,他这时也还是有些担心。反复考虑后,他于次日对这一计划又做了调整。提出:因杨部要“准备长时期内独立自主地活动于冀察晋三省交界地区”,故一方面应“速即配备军事上、政治上高级的可靠干部若干人以增强之”,并使其“通讯方法及通讯材料须准备用至两年之久”;另一方面,杨部一团活动于三省交界处,很难顾及五台山脉,而控制五台山脉在战略上又极其重要,故“请考虑从总部特务团中派出一个最好的营,配备能够领导三千人以上的军政干部若干人,独立自主地长期活动于五台山脉地区,与杨成武部相呼应”。同时,为了使杨部能与后方形成战略呼应关系并便于联络,他并要求朱、彭考虑派宋时轮团全部“准备长期活动于长城以北大同、雁门以西地区,东与杨成武、南与一二〇师主力相呼应”。

11月上旬,忻口战役失败,太原亦于8日失守。毛泽东于太原失守当天即电告周、朱、彭、任并各师首长,提出:“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毛据此要求:今后应以靠近陕北的晋西北吕梁山脉为“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一一五师主力及“总部宜立即开始西移”,一二九全部在晋东南,一二〇师在晋西北,准备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非至有被截断归路之危险时,其主力不应退出山西”。要准备“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

忻口战役纪念墙